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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什么事?原来,一个中国的冶金代表团到了那里,说是在美国最边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中国的莱芜钢铁集团收购了这家倒闭了的公司及其在当地的一家联盟企业——克里夫兰·克里夫斯公司,让其重新开始采矿。为了供应东方的高炉,中国恢复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部分矿石生产能力。巴黎东站,感人的告别场面:祖父母们就要登上火车了——“永生快车”。他们曾梦想过这趟列车,有时也带有一丝恐惧。今天,列车就在那里,在他们的面前,整装待发。与其他同代的“年青人”一起,这些勇敢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将乘车奔向新的目的地。站台上,在就要分别的孩子们与新的生活伙伴之间,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专为他们设计的豪华小村庄正在静候着他们的到来。那里是克里福德庄园(Cliford Estates),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村庄。他们从自己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的信息卡上得知,自己将永远拥有专门的花园、司机、外语教师、体育教师、理发师、厨师、护士和医生。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要钱,那里简直就是天堂。虚拟世界的光芒不能掩盖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老式经济”——也就是那些基础工业、大型基础设施、还有农业——它们并没有死亡。中国(明天还有印度)正使它们在全世界重现青春。世界经济重新发现了它们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也要在一段时间内为此付出代价。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法国,应该意识到,即使是在知识经济中,汽油仍然是昂贵的。即使在非物质经济中,物质仍然有其重要性。经济周期消亡论将要经受严峻的考验,经济冲突消亡论亦然。真申博138会黑吗这一小批企业的口号十分明确:走向世界。那同时也是国家领导人的殷殷寄语,盼望将它们打造成世界级玩家,有能力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顶尖企业分庭抗礼。这些企业都具备中国特有的优势,主要是廉价劳动力。但这也许还不够。中国领导人准备给这些企业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一切必要的自由。他们如果需要资金,国有银行就在那儿呢。还不够?那就允许他们上市,到上海交易所或深圳交易所都成!如有必要,还可以到香港、纽约或东京公开发行。2003年,中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在华尔街上市,这绝非偶然。秉持这一战略,北京对2008奥运会也寄予厚望。当年,正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使得一些日本企业为世人所熟识。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亦使几家韩国企业声名远播。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几个大品牌非常有用的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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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中国人的胃口迅速增大,非常迅速,比它的生产量增加得更快。田野里的老鼠开始成群结队地向城市转移。有人说,每年有近1,000万到2,000万人离开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本来是种田的劳力。与此同时,可耕地面积也在迅速减少。1996年以来,已经有670万公顷耕地被用作各种工业园区、公路、铁路和其他工程建设。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只剩下12,340万公顷,它必须依靠占世界7%的耕地来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面对中国龙的威胁,墨西哥狐狸的恐慌也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共同的心态。中国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天然租金——其巨大的“后备军”,廉价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将影响扩大到世界其他工业部门。20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出现在人们所说的“传统”产业中(纺织、制衣、制革、玩具等)。90年代初以来,它的活动舞台明显扩大了,进入了更加“时髦“的产业(电器、电子、电信、信息等)。其结果是,中国这座“世界加工车间”每年生产了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车,50%的计算机和照相机,35%的移动电话,30%的电视机和空调,25%的洗衣机,这还没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固然非常关注世界生产的这种大规模转移,但他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再分配,首先会损害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真申博138会黑吗北京不会重复东京的错误,所有的北京人都要学英语!对于中国来说,2008奥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它的新面孔的机会。到2008年,将是已故的领导人邓小平为中国打开鸟笼的整整30周年。这只鸟从那时起开始起飞,它基本上已经离开了第三世界,正在飞向第一世界——工业大国的世界。在1964年奥运会时,朝日帝国忘记了抹去它深刻的孤立主义痕迹。而2008年奥运会时,本地区的另一帝国——中央帝国——将尽一切努力,用好客的精神来显示自己的开放态度,显示自己对于尽可能融洽地加入世界舞台的希望。如同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躁动。

最后,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国家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商品交易,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也显著增加。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出现,在80年代还是试验性质的,从1992~1993年开始,就已完全放开。这种投资在中国的起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任何一家西方大公司,只要没有在中国投资,就不能算是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过去20年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5,5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纪录!外国独资或合资企业雇用的人员达2,300万:比法国全国的就业人口还多。这些企业的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政府从这些企业那里获得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首先,衡量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不能只看出口额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必须与国家的大小联系起来看。国家越小,与邻国的贸易自然就越多,上述的比例就越高。例如,新加坡就只有400万人口,既无石油,又无汽车制造,也没有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个城市国家从外国买能源、汽车和食品,用的钱都是靠出口(运输、金融服务等)赚来的。为了扩大港口的运作,它还做转口贸易,其总出口量最终大大超过自身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反,大国就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能满足自身需求的产品,而不用到外国购买。所以,大国的出口总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着较小的比例。中国应当与美国进行比较,而不应当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相提并论。今天,按前述指标来计算,中国与美国几乎同样开放。如果按相应的发展程度来看,中国明显比当年的美国更为开放。整个20世纪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经济学书籍应该能使公爵夫人放心——使她和所有因中国实力增强而感到新的“黄祸”威胁的人放心。历史和理论的推断都表明:这个帝国的经济起飞会产生涡流,可一旦涡流过后,它的起飞将使大家都从中获益。看起来,一切都将好得不能再好,难道不是吗?可是,著名的理论权威、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对此提出了疑问。数十年来,这位美国经济学教授一直在讲授和维护比较优势理论,但他最近却在权威刊物《经济展望评论》上提出了自己的置疑:中国是否会导致这一理论产生动摇?人们开始替公爵夫人进行辩护了,大家不再盲从于教科书上的结论。实际上,以下的三个要素将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及其后果,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面对21世纪伊始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突然崛起的现实时,过去的历史以及苍白的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解释?第一个要素是:这是个真正庞大的国度。它有13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这是个异常巨大的数字,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包括19世纪美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在内,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还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申请者。到目前为止,加入俱乐部的都是些矮个子,中国的出现则是巨人的到来。

在中国,没有哪一餐饭能够离开大豆。中国人需要用大豆制成的豆腐、酱油或菜油。即使对这些最基本的食品,中国也开始接受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的头号供应商是美国,如今,卖方又面临好几个拉美国家的竞争,尤其是阿根廷和巴西,大批农民竟相为北京供货。一句话,向外国购买的食品种类已经涵盖了中国消费品种的60%以上。“谁来养活中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新问题。10年前的1995年,莱斯特·布朗——华盛顿全球政策研究会下属的一家智囊俱乐部的主席——就出版了一本同名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惊慌是无益的,在1960~1961年的“大跃进”之后,中央帝国出现了饥荒。在北京,伟大舵手的继任者们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的改革就发端于解放农民,它使农业生产发生了戏剧性的起飞。从莱斯特·布朗发出呐喊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中国的农业生产是进步最快的,与越南一道并列前茅。不过,解决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1/5,它完全有理由找回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强国之一。历史上,它就长期是经济强国。国力的增强不会是一条静静的长河,可能会有危机、崩溃甚至倒退。在今后15~20年间,这一新巨人的突起将是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且是主要的因素。这种影响并不是抽象的,本书中已列举了众多的实例。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响。今天还没有受到影响的,明天也将受到影响,它正在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从每升汽油的价格到天气状况,从我们的工资水平、房租价格到食品质量——左右着周围的一切。

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终结”的甜蜜假想中。随着集权经济的没落和网络的升起,人们认为世界经济将走向上升,呈现强劲而稳定的增长,出现普遍、共享的繁荣。这会是“幸福的全球化”时期,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大脑都要代替双手,经济最终要和物质分离。商业活动也似乎将不再像过去那样饱受忽高忽低的周期之苦,也不会再受到分配问题的困扰。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逐渐公开放弃毛泽东时代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雄心,就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了。从前,中国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自行供给了所需食物的95%。今天,人们的目标是要通过本国的生产满足其需要的90%。事实上,在世界食品经济中,中国的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它选择了融入国际经济,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进自己不出产的物品;卖出本国的“特产”。真申博138会黑吗生产电视机的TCL、制造电信设备的华为以及家电龙头海尔,它们目前在西方大众中的知名度还不高,中国首批跨国公司的身材尚不够高大。但它们是先遣队,紧随其后的则是发往世界各地的大军!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的政策就很明确,像东京和汉城当年做的一样,北京想很快向世界舞台推出几位“全国冠军”。为此,中国设立了专门的管理办公室,负责“促进中国的对外投资”,其目标就是尽快将50棵企业苗子培植成世界500强。为此,中国政府选择了200家企业作为培养对象,它们分布在许多行业,如建筑、钢铁(宝钢)、汽车(上海汽车集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啤酒(青岛啤酒)等。它们的选择不带宗派色彩,不分国营民营,散布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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